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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闽山:缅怀恩师卡丽娜波波娃

2020年12月18日 10:00  点击:[]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6点钟醒来,习惯性的打开手机想要浏览一下新闻,看看朋友圈中熟人动态。可是,一条信息完全扰乱了我,我无法直视,也无法逃避。“波波娃老师不在了”,我关掉屏幕,木纳的呆坐在椅子上,脑袋一片空白。2020年,庆祝完新年元旦,波波娃老师就张罗着回乌克兰敖德萨探亲访友,我们曾开心地谈论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在老师走后沒几天,谁会料想到,充满祥和的气氛下,国家一派生机,春运开始,人们为迎春节忙碌着,可灾难的病毒正在蠢蠢欲动,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疫情暴发了,开始人们惊慌失措恐惧不安,一切都被按了暂停键。幸得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各级政府紧急行动,亿万军民众志成城密切配合,进行了周密有效的防疫抗疫斗争,很快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进入了常态化的管理,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庆幸身边的人都安康。可是没曾想到,疫情竟然在国外大规模暴发,全球各个国家比比皆是。波波娃老师也因此无法按期回来,我们担心,但同时我们也侥幸的认为,感染的几率似乎还是很低的。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度过了10个月,疫情一直都存在,我们也慢慢的司空见惯过着常态化的生活,毕竟周边熟悉的人都还安好。得知老师被感染的消息是在两周前,当时我惊愕不已,怎么可能?她竟然是第一个我熟悉的人被感染,我一直认为新冠离我很远。但是我很快自我安慰,应该没事的,必竟感染者多数还是经过医护人员救治痊愈了嘛,医生应该很有经验的。之后的时间,我一直和老师保持联系,她那边网络不好,身体方面似乎一直还不错,没有很严重。就在前两天,她还抱怨,那边医院封锁,不允许探望,有点无聊,想着不发烧了,应该快出院了。可是谁曾想过,就在昨夜,一切都急转直下。我僵硬的站起来,走到厨房,我的太太正在准备早餐,她一早起来就忙碌着,没有看手机的习惯,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的太太和我是同学,她也是波波娃老师的学生。她在厨房热火朝天地干活,根本没注意到我,我轻轻地拍了她一下,她很惊讶,嘟囔一句“吓我一跳”我轻轻地说“波波娃走了”,“铛的一声,锅铲子跌落在地上。“你说什么?”她反问我,我没能再说出一句,她关闭炉火,径直走回房间拿手机。我听到她在抽泣,过后又回到厨房,她没有看我,也没说一句话,继续闷声忙活着早餐。是啊,孩子们等下还要吃,生活还是要进行下去。忙完了早上,大女儿去上课了,小儿子被保姆带下楼,家里恢复了平静。我呆呆的坐在椅子上,我太太仍在忙碌着,我知道,只有忙起来才能让她平静。外面天气很好,阳光很充足,照的屋子里暖洋洋的。但是我的心里似乎找不到什么依靠,冷冰冰、空落落的,这一天我不想再碰手机,因为我知道,整个熟悉的朋友圈都在发布这条不幸的消息,我不愿意去看,也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和波波娃老师一家相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了,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我记得,有个学期末,听附中钱校长说,为提高钢琴学科的总体水平,学院要聘请外国专家过来任教,在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没有几个外国人,这可是个新鲜事。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期待满满。没多久,专家就到了,他们来自乌克兰敖德萨音乐学院,一家人,男的高大威猛,神情严肃,一米九几的个子。女的胖胖的,一脸和蔼,笑眯眯的。女儿很小,很可爱,头发卷卷像个洋娃娃。学院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仪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他们是星海音乐学院首批聘任请来的外籍驻校专家,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布加耶夫斯基教授和卡琳娜·波波娃教授以及他们的女儿卡佳。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我有幸被选中进入了专家班,成为了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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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娃与亚历山大夫妇亚历山大老师是个非常严谨的人,甚至得说,他很有威严。老实说,我很怕他。每次上课,都给我带来巨大的压力,本来我自认为在班里弹得还算不错的,可是在他面前似乎我变成了初级学者。而波波娃老师则不同,她像个慈母一般,总是很有耐心。相同的是,他们两位在音乐教学上都是那么一丝不苟,不容许一点随便。在他们的教育下,专家班的同学都进步的很快,专业都成为了同龄人里面的佼佼者。过了三个月专家班的学生开了一场大获成功的汇报音乐会,学生们的巨大进步受到广泛的好评,都说专家请对了,我们也以他们的名字为骄傲,每到人家问我们的老师,我们说是亚历山大和波波娃的学生,别人一定会说,那你们一定很出色。校园里他们上课的琴房外面总会有很多仰慕者偷偷地趴在门口聆听他们上课。每当他们两位出现,我们都会停下来鞠躬问好,总会有人说“快看快看,那就是亚历山大和波波娃老师”他们就是校园中名副其实的明星夫妇。那时我父亲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我母亲是钢琴系的老师,他们对远离故乡的专家尊重和关爱有加,我们一家和专家一家走的很近成了挚友。专家夫妇平日里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熟络了以后,大家无话不说他们还打趣,用蹩脚的中文说“卡佳,山山以后做你的朋友好不好”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每到中国春节,我们会约在一起逛花市,放烟花,吃年夜饭,就这样过了愉快的三年。因为乌克兰那边的需要,专家们必须回国,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教学方式,又怎么能够舍弃这么好的老师!在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们决定跟随专家去到他们所在的学校乌克兰敖德萨音乐学院读书。就这样,我们几个专家班的同学,收行李办签证买机票,尾随着专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乌克兰!坦白说,刚刚到那里的时候,我极度不习惯,甚至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那里冰天雪地,物质条件不如国内,饮食不习惯,缺少蔬菜和水果,语言不通,社会也不如国内安定,宿舍里混乱的秩序,我又不会煮饭……一切一切让我感到沮丧与不安,我甚至无法专心学习,我曾不止一次打电话回家抱怨。波波娃看出来我的难处,她没有安慰我,却把我接到了她家里。我第一次去到他们的家,我不能想象,两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家里竟然如此简陋。两个不大的房间,屋里贴着不知道用了多久了的发黄的壁纸,墙上悬挂着一副旧壁毯,我没看到洗衣机,厨房也很小,一台老式冰箱像发动机一样隆隆的作响。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柜子,全家最值钱的就是一台三角钢琴,据说是她父亲给她的。波波娃老师叫我先住在她女儿的房间,我就这么暂时先安顿了下来,直到我熟悉了一些俄语后,她才帮助我在音乐学院旁边租了一间公寓小房间。她们夫妇每天都很忙碌,她们的家离音乐学院有三站公交汽车的距离,亚历山大老师为了能够方便工作经常住在音乐学院对面他的母亲家里。波波娃老师就带着女儿住在她的房子。我不知道她有多少学生,但是大学几年,除了节日聚餐,我从没看到她在咖啡厅喝咖啡和吃饭,但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她的琴房找到她。由于两位老师太过于忙碌,她的女儿很多的时候都是奶奶看管。在音乐学院,他们两位的名字就是荣耀。“我是亚历山大和波波娃的学生”当我这样说,所有的询问者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音乐是我的信仰”,波波娃老师时常这样说。是啊,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够坚持长年累月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周至少要上三次课,考试或者音乐会比赛前基本每天都上课,每次上课没有时间,完全是根据曲子的质量而定,经常下课后天都黑了。亚历山大老师在学院兼任系主任的工作,他忙碌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和波波娃老师上课。她的音乐处理极其细腻和严谨,经常为一两小节的不到位,花上几小时去摸索和雕刻。她上课的方式也是非常投入,激动的作品,常常会让她涨红了脸颊,深刻感人的作品也会讲到泪流满面。她的这种方式让我对音乐的理解有了深刻的感触。但她绝不允许随便散漫的演奏,我看到过她发火的样子,那是我前面的一个俄国学生,她大概是疏于练习,乐谱读谱不精确就来上课,波波娃老师气的满脸通红,狠狠跺脚怒吼,大声呵斥着那个学生,我坐在旁边等课,吓的不敢吭声,气氛紧张的让我甚至想逃离课室。那个学生一再道歉,波波娃声音几乎颤抖“你怎么能够这么不尊重作品!”最后那个学生是哭着走出教室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在我印象里她都是笑眯眯的。我倒是很少被她训斥,我太太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太太那时候应该说是师妹,她比我低两年级,是从其他老师转过波波娃老师班上的,因此在弹法等很多方面要有一个过渡期,所以经常因为达不到要求而被训斥,那时候波波娃老师班上的外国同学们关系都很密切,我经常看到我太太红着脸走出课室,甚至我曾听到她对友人说“我一定是疯了才转到波波娃班上”。她后来告诉我“每当上专业课的那天她都很紧张”,波波娃的课让她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她能够深刻的从波波娃身上感受到音乐的内涵与魅力,可是高要求带来的压力也让她叫苦不堪。我能够理解她,记得我刚刚跟专家上课的时候,几乎每个音都是要修理的,我也经历过几乎要崩溃的感觉。每当考试、比赛或音乐会前,波波娃总是会带着她的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走台,我曾试过晚上11点还在走台,我都已经困的眼皮打架,看着她却还是那么精力充沛,台上台下,手舞足蹈,不知疲惫。似乎只要有学生在演奏,有音乐在响她就可以活力充沛。在我印象中波波娃老师从未请过假,她要是没来上课那肯定是陪学生比赛去了。可是对音乐对声音要求近乎于苛刻的她,在生活上却是毫不在意,我从未看到过她化妆,穿着也很随便,就那么几件衣服。不过每每到学生开音乐会的时候,她就会抹点口红,带上她那串长长的珍珠项链,笑容满面像朵盛开的花一样。我一直以为她根本不会料理家务,可是每年新年聚餐,都是老师一手操办,煎炸烤煮样样出色,波波娃老师煮的饭是我在乌克兰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食物。每年新年,她会像哄小孩子一样买一大盒奇趣蛋,请我们每个学生抽出一个,里面的玩具她会一一解读,有点像抽幸运签一样,我记得我抽到过一个小猪,有点尴尬,她哈哈大笑用不标准的中文说“猪好,福气”只要我们有困难,首先都会想到找她,家里停水了洗不了澡就去她家洗,有时候生活费花完了,也去找她借。我觉得在某些时候她早已经逾越了老师这个角色,她就是我们在乌克兰的母亲,生病了,她更细心的照护着。在她和亚历山大的精心教导下,我获得了基辅国际比赛的大奖,波波娃老师似乎比我更开心,她第一个打电话通知我的父母。我以为,我会如此幸运的一直到毕业。可是事与愿违,2002年的时候,吉列尔斯国际钢琴比赛的赛场上,亚历山大老师因为长期的劳累与压力,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赛场的评委席上,在场所有人都懵了,救护车呼啸而来,医生下车查看后直接要求叫殡仪馆的车辆,所有人都痛哭无法接受,我永生都无法忘记,波波娃老师跪在地上,一边撬开亚历山大的嘴巴一边说“萨沙(亚历山大的小名)没事的,吃药,吃药。”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哽咽了,悲痛的几乎无法呼吸。我们几个学生是被警车送回各自的家的。我觉得波波娃老师应该会消沉一段时间。可是,第三天她就出现在音乐学院的琴房,并且接收了绝大多数亚历山大的学生,承接了亚历山大的工作。我从心底的钦佩这个伟大的女性!从那以后,波波娃老师更忙碌了,她要上更多的课,还要肩负系主任的工作,同时还需要照顾亚历山大年迈旳母亲和年幼的卡佳。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安排她自己的生活的,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两年以后,我在敖德萨音乐学院毕业荣获研究生红本硕士学位证书。尔后我考取了德国弗莱堡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波波娃老师又被星海音乐学院返聘,那时她已经60多岁了,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曾经和她丈夫共同耕耘过的地方。从此,星海音乐学院工字楼三楼的那间琴房里又重新亮起灯来,悦耳的音乐又从那个熟悉的窗口传出来,校园里又可以经常看到一个胖胖的慈祥的老太太。只不过,她的步履越来越蹒跚,背也越来越驼了……在她的手上一批批的学生都获得了成长,获得了成绩。作为乌克兰人民艺术家波波娃老师也获得了“广东高等学校外国教师优秀工作奖”、”羊城友谊奖”和“南粤友谊奖”的荣誉称号。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她似乎看得很淡,外加的头衔对于她来说也真的只是个头衔。她还是老样子,穿着朴素,头发往脑后随便一绑,饿了就随意吃点东西,上起课来激情四射,无休无止。我们几个老学生(后来毕业后大多回母校工作)都经常劝她,“老师,你得少教点了,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她笑呵呵地说“好,好”,却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私下也说“唉,管不了,那个就是她的乐趣,活的开心就好了”。一次跟她聊天,她说“以前有个人给她算命,说她旁边有好多好多小娃娃。”“她纳闷,“我就一个女儿啊,后来想想,那可能都是我的学生吧”。真的,她的学生就跟她的孩子一样。我曾经问过老师“卡佳怎么没学钢琴,她很有天赋”问过后我就后悔了。老师没在意,不过有点遗憾地说“我太忙了,没有好好陪她学”。是啊,她确实太忙了,她把时间全都付给了她这帮无亲无故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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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2月了,又快到新年了,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我们应该又要和老师商量怎么庆祝新年,去哪里聚餐了。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疫情竟然带走了她。真的像说的那样,不知道哪一次再见就会是永别。卡琳娜·波波娃她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她确实一位可以称得上伟大的艺术家和导师。傅雷先生说:“先为人再为艺术家”,唐代大诗人韩愈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波波娃老师的一生,很好的诠释了这两句话。她的学生遍布全球,在各大比赛中都成绩斐然。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她的学生们真心的爱戴和敬佩她!我是多么庆幸,我能够跟随这样一位老师。敬爱的波波娃老师,作为著名的钢琴家、教育家,感谢您曾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感谢您倾尽全力的教诲,我将努力继承您的遺志,您崇高的师德风范永垂不朽!从今开始,您长眠,我思念……






供稿:杜闽山

排版:谢静怡

编辑:何培禄、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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